中共中央长江局曾经先后成立过三次。第一次是1927年10月，第二次是1930年7月，第三次是1937年12月。

今天要说的是1930年第二次时的成立情况。

1

左倾冒险主义 立三路线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正式爆发。这对发展红色区域、发展红军、发展党的白区工作都是有利时机。因此，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骄傲了起来，夸大了有利形势，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可以组织武装夺取中心城市了。

1930年6月11日，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使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一次统治了中共中央。

很快，李立三就制定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

为实现最后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被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几支主力红军也被命令分头攻打几个大城市。

1930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2

长江局的建立及其组织状况和管辖范围

成立

为了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派出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0年7月下旬，长江局正式成立。

长江局常委会：

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

长江局书记：项英

1930年8月6日，项英从上海到达武汉。

长江总行动委员会

1930年8月7日，长江局会议，决定长江局、湖北省委合并，党和共青团的组织统一起来，成立长江总行动委员会。

长江总行委7人：

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

华少峰、秦了君、李大汉

长江总行委书记：项英

长江总行委主席团：

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

也就是长江局常委们。

· 项英，化名：江钧

· 关向应，化名：西一，兼军委

· 任弼时，化名：诗圃，兼宣传

· 顾作霖，兼组织及青年秘书处工作

· 华少峰，即：华岗，参加区行动委员会会议

· 秦了君，又名：陈了君，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

· 李大汉，即：李震瀛，负责工会

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指示湖北省委可暂撤销，成立武汉市委，并批准了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名单。

刘伯承替换关向应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暂调

关向应

去主持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工作。

同时，中央又调刘伯承接替关向应任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0年9月2日，刘伯承到达武汉。

1930年9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常委缩小至3人，由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组成。刘伯承没能接替关向应入常。

常委分工：项英任书记，任弼时任宣传并参加武汉市委工作，顾作霖管湖北外县及团的工作。

此时，长江局组织很不健全，干部缺乏。妇女工作无人担负。团的工作也由于党团合并，实际等于取消。

1930年9月3日，邓中夏到武汉时，转达了中央青年秘书处关于要求顾作霖专作青年工作的决定。

长江局缺人

1930年9月4日，长江局向中央报告，表示尊重中央青年秘书处的意见，但提出：就现在长江局成员来看，任弼时因兼武汉市委书记，只能出席长江局会议，不能担负其他职责，剩下的只项英、顾作霖二人管理各项工作，已无法应付，如若再让顾作霖专作青年工作，则只有项英一人担负其他一切工作了，而项英在外行动又很困难。因为项英是本地人，过去长期在武汉从事工运，不太好露面。长江局要求中央速派干部加强长江局。

1930年10月2日中央指示，任弼时应专作长江局工作，中央另从外地调王弼接任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项英离开，关向应接书记

1930年9月下旬，项英、关向应两人赴上海，出席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后，项英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关向应回到武汉，任长江局书记。

接着，中央又从上海调张采真，化名苏立民，到武汉任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

管辖范围

长江局的管辖范围前后也有所变化。

1930年7、8月间，按照中共中央规定，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河南5省均归长江局管辖。

这五个省的省委与长江局建立直接关系。

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归长江局军委指挥，各前委、军委、师委等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

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为使苏维埃区域的巩固与发展，红军指导的集中与加强，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区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长江局则指导非苏维埃区域工作。当着有些苏区还没有联成一片时则由长江局、南方局或省委暂为管理。

这样，长江局所管辖范围缩小到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河南等省的白区，以及鄂西、湘西、鄂东北、豫西南、鄂北、鄂东包括江西边界的瑞昌、武宁两县等尚未与湘鄂赣三省苏区联成一片的苏区。

中央这个指示还规定，铁路、海员工作直属长江局指导。

还记得1927年第一届长江局管了远至陕西、甘肃的8个省。现在1930年第二届长江局只剩下了5个省的白区了。

管辖范围虽小，但丝毫不影响长江局全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

3

长江局全面执行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情况

冒险的项英

1930年8月上旬至9月中旬，是长江局全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时期。

长江局依据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对武汉敌我力量对比也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1930年8月上旬，长江局负责人项英到达武汉伊始，即认为：

“

统治阶级的恐慌非常，到了无法统治的道路，敌人已完全崩溃。

”

实际情形如何呢？

1930年2月，成立了以夏斗寅为司令的武汉警备司令部，强化对武汉的统治。专事对付共产党的军警机关就有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宪兵团、教导团、游击大队和武昌、汉口公安局以及水上公安局等。军队、铁甲车每日巡逻，密探遍布三镇，举行不定时、不定地点、不定次数的检查。各水陆交通要隘专设瞭望哨、盘查哨，配以轻重武器，严密监视和防范。

1930年4月底宣布部分戒严，1930年7月宣布武汉全市戒严，夜晚9时起断绝市内交通，12时后断绝长江交通，中外船只一律不准通过。并颁布戒严条例16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处死刑。

1930年8月起，更执行蒋介石秘字第11号密令，凡属共产党案件，不再经法院审判，迳由武汉警备司令部办理，刚一逮捕即行枪决。

显然，敌人对武汉的统治并非完全崩溃，而是异常强化，白色恐怖严重地笼罩着武汉。

但是，项英不愿意承认客观现实。

项英承认革命力量还簿弱，但强调只要路线转变，便能一举使自己变弱为强，夸大了革命发展的可能性，犯了严重脱离实际的急性病。

1930年7月下旬，红军一度攻占长沙的时候，沉闷许久的武汉人民群众闻之自然欢欣鼓舞。粤汉铁路工人自动怠工，组织纠察队。店员自动上街写欢迎红军来武汉的标语。党组织在兵工厂举行集会，发传单，呼口号，燃放鞭炮。福源纱厂失业工人提出自愿到红军去大干一下。

革命情绪起来了。

要干就大干一下

项英认为：武汉工人在目前对于经济斗争的要求反不如要求大干来得迫切，要干就大干一下：

“

武汉在目前形势之下，暴动条件在客观上更加成熟，尤其是事变的发展都有随时实现武装暴动的可能。

中央决定目前在武汉坚决的组织武装暴动是万分正确。

”

显然，项英从根本上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当时武汉地区革命的力量是异常弱小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党虽然坚持了武汉的白区斗争，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武汉建立了比旧军阀更强暴的反革命统治，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的发展十分困难。

自1928年以来，湖北省委遭敌多次破坏，曾多次重建，往往新的省委刚刚建立，还未站稳脚跟，就又遭到破坏。

1930年7月，长江局在武汉开展工作的前夕，虽然武汉三镇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乘军阀混战之机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仍仅有一个阳夏区委，共有党员100余人，团员80余人，赤色工会会员100余人，总共加起来不出300人。

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组织可以说微弱到极点。纱厂只申新、泰安有组织，水厂的2名党员已失业，京汉铁路有党员20余人，粤汉铁路只有数人，海员、兵工厂各建有仅6、7名党员的支部，市政、码头、烟厂、人力车、蛋厂党的组织均未恢复。

各级党部的关系非常隔阂，下层的实际情形难于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

这便是长江局建立之初，准备在武汉举行武装暴动的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

1930年9月中旬，武汉三镇的党员人数仍然只有150余人。

1930年9月下旬，武汉党组织又因遭敌破坏而受到严重打击。

冒险的后果

长江局在战略方向和斗争策略方面全面执行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主要表现是：

一、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组织武汉暴动是长江局的中心任务。

193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8次会议讨论了长江局工作计划，规定长江局的工作中心，是在布置数省工作中更注意湖北，首先是布置武汉三镇、武长路、京汉路的罢工斗争，实现武汉总同盟罢工，紧接着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武汉监狱里关着的一批历年被捕的同志，这些同志从1930年7月下旬起，公开举行政治示威，呼政治口号，朗诵国际歌词，托人从外面购进一批木履，准备作为狱中暴动的武器。

结果，1930年8月上旬，有约80人被敌人分作6批，用大刀砍杀于武汉闹市。

武汉地区早期共产党员、青年运动领袖青年运动领袖何恐，原只判5年徒刑，因领导这次狱中斗争而壮烈牺牲。

1930年9月7日，党在汉口华景街铁路外组织了一次数10人的政治示威，党员张培信、林元培等3人当场被捕，敌人从张培信身上搜出“准备武装暴动总同盟罢工起来”的红布大旗一面，又在林元培身上搜出九七暴动宣言四张。

1930年10日早晨，张培信、林元培这3位同志即被敌人押到示威地带惨遭枪杀。

可见，项英的长江局这样做，是将敌人平日千方百计地侦察追捕而难以发现的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都主动地暴露在了敌人面前，让敌人轻而易举地加以破坏和打击。

刘少奇指出：

“

立三说要争取公开，实际就是把不能公开进行的事情，扮蛮去公开进行，那完全是冒险。

”

悔悟

1930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已开始看出敌人还有力量，还可以镇压尤其是武汉这样的城市的革命力量：

“

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未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建立起，尤其是党的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

在这样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

直到1930年9月中旬，武汉暴动只不过是一时的空谈罢了。

下集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长江局全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故事下集继续。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参考资料：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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